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现代中国的变化可以说是最为剧烈的。这一次的改革,最大的特点,就是在面对“千年难得一见的敌人”的同时,也出现了“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故”。其后果就是中国的社会与经济体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,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社会,转变为以大型机械为主的工业社会,从而对中国的整体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改变。
毫无疑问,这场巨变的根源,是来自于西方的力量。然而,关于西力对中国的影响,至今学界众说纷纭,其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:一种是由美国费正清先生提出的,他认为,这一转变是由西方的直接冲击造成的,可以归纳为“撞击—回应”的格局;另外一种观点,则是八十年代以后日本学者,如滨下武志等人,主张从亚洲看西方。
换句话说,现代西方之所以来到亚洲,是因为亚洲本来就存在着“朝贡贸易圈”,而在这一过程中,他们利用和改造了这些国家,从而导致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。
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,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,特别是中国的学者,有了显著的深化和推进。然而,在对这两种典型的看法进行反思和剖析时,仍需进一步深化,即无论是从亚洲来看,现代中国的变迁是怎样发生的?
特别是在现代中国,当它转向以大机械为主的社会体系时,它是怎样起步和逐渐深入的呢?现代中国在这样的转型和深化中,有哪些特征呢?笔者认为,只有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讨论,才能深刻地对比上述两种观点的优劣,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国情以及中国的现代化特征。
西方经济模式在清末中国受到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对其的接纳,最早是从民间开始的。由于政府的压制与制约,民间对西方经济体制的接纳与仿效,最初是以一种隐蔽的形式,其表现形式大致如下:
当西方国家进入中国,建立新的商业体系时,清政府不让中国人参与和建立西式公司,而在这种形势下,中国人的做法是“附股”于外国,从事外国的经济活动,从中获利,从而使中国人首次接触和接受了西方的生产方式,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向工业化的方向迈进,从而实现了社会和经济的变革。
这些人股外资在中国的公司,再加上“诡寄”的方式,从事外国商人在中国的活动,谋求与外国商人同等的地位和待遇,即“附股”、“诡寄”。
汪敬虞在其《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》一文中,主要论述了“附股”的“附股”现象,并对其进行了较为集中、典型的研究。他指出
“在19世纪,在外国侵占公司中,华商的附股行为是一种普遍现象。从轮船,保险,银行,堆栈,到纺纱、丝绸、煤气、电灯,从一家拥有几百万两银子的大公司到一家只有几万两银子的小公司,从上海到其他的商业港口,凡是有入侵者活动的地方,都少不了中国商人的支持。
他认为,外资“在大公司里的华商联营”特别值得关注。航空工业的旗昌、太古、怡和、汇丰、大东惠通、中华汇理,各大保险公司、地产公司、纱厂、丝厂,总之,凡是在中国垄断市场、横行霸道的外国大公司,都有“华股”。
他认为,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,这一现象已经达到了“疯狂的地步”,“在一百三十个人的大股东中,有十八个是在六十年代,五个是五个,七十年代是二十七个,属于六个,八十年代是二十一个,九十年代是六十四家,分别是十四家,九十九家。
在一些公司里,华股占据了很大的比例。很多公司的华股,都是公司百分之四十的资金。琼记洋行,旗昌,东海等船舶公司,金利源仓栈,上海自来水公司,华股均有超过半数;烟台、怡和、华兴的玻璃厂,都有六成以上的华股,大东惠通、中国的玻璃公司,更是占了八成。
很明显,与过去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体制相比,“附股”的华商活动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产和管理模式,给中国的商人们提供了一条新的赚钱和增加财富的途径。他们的这些行为,势必对现代中国的其它群体和社会秩序造成重大的冲击,也为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经济与生产方式的发展,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,使之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。
除了参加和入股外资公司以外,还有一种“诡寄”的中国商人假扮外国商人来做生意。这一“诡寄”的运作,也有许多种。一类是假冒外国商人,以躲避赋税和政府的严刑逼供。《筹办夷务始末》是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中国政府向英国发出的一份照会:
“安徽祁门县程付碣,有一家商号,由当地商贩开办了一家宝顺茶铺,由当地商人出资,不能多收一厘,但该县并没有据各处报有洋商设栈”,“其照会内所称内地城镇,条约内本无准外国商人经营之条,也没有英商在内地经营各等语。祁门宝顺的茶楼,确是大陆商人所开,假借外国商人之名,为的就是抵赖捐款。”
在清末中国,民间势力的变化,是经过一系列的抗争、不断的要求和长久的坚持而得以实现的。
本文以清末中国小型船舶工业的发展与变迁为实例,对其进行考察。自从中国近代化的门户开启以来,中国日行的外国船只就越来越多,他们只要交纳正税和子口税,便可以在中国的所有港口自由航行,而中国的小船却要纳税,每口纳厘,而且还要受到关卡和当地政府的敲诈勒索,这样的不公平对待,促使中国商人通过上书、请愿、抗议等方式来保护和发展。
在这样的形势下,清廷也感到华商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,对国家的赋税和国家的影响,于是他们齐心协力,使中国的晚清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。
最典型的例子就是,1908年,两广商人强迫当地官员废除华船和外国船只的赋税。1895年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,清朝政府被迫放宽了对中国商人经营汽船行业的限制,小型汽轮行业在中国迅速崛起。然而,在成立小轮公司时,中国政府常常对其进行各种刁难和制约,其中就包括公然索取巨额的收费。
1898年广州海关的报告中说,“新章”规定,每一艘轮船都要缴纳十两银子,一年一次,一次二两,但如果是商人,每个月还要上交五十块钱,就算是一艘专门的船只,也要交五十块钱。为了逃避官府的欺压和敲诈勒索,若能改用假扮外国商人的方法,改为洋旗,便可免除这笔费用。
因此,不少华轮改用洋旗,假冒洋船航行以躲避厘金。此外,一些地方政府垄断了部分航线,使各大轮船不得不打起洋旗,以洋旗为护身符,洋旗一出,官员不敢封,差役不敢打扰,于是,专设挂旗。
华航公司挂洋旗,具体数目不能计数,但肯定不会少。1908年广东海关对1907至1908两个月内有航海的船队数量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。
据统计,1908年中国军舰数量由1907年的142艘猛增到了28艘,与此同时,英、法、德等国的战舰数量也锐减到了78艘。中国船队数量急剧增加,外船数量锐减,其直接原因是1907年广东爆发了一场反对英国夺取西江航道的反帝运动。
在这一运动中,全国人民和华商都开始了反对外国货物登船的活动,洋旗上的船队收入锐减,商船工会也曾多次商讨
“劝商人们不要挂洋旗,冀杜外人士的口风,并力图在当政时实行严刑变法。”广东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,宣布免除中国的船牌费用,并告知各国领事,“禁止外国商人以他们的名义,向华商借钱。”
对于冒挂洋旗的中国商人,也要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。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,才使“近代中国船队多举洋旗”的状况转变为“争本国之”。到908年五月,广东“内河小轮英复三十,法旗改复旗十九”,在五个月里,就有四十九个小船在中龙船上放水。1908年,广东关内的统计船舶数量大幅减少,中国船舶数量大幅增加。从这一点来看,“诡寄”在全国各地打着洋旗的商船不在少数。
以上所述,都是商人在外国投资或打着外国人的旗号逃避税收,冒充洋人商人,要求外国公民加入他们的国籍。
这些史料不仅反映出华洋商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与待遇上的差异,而且在近代中国社会引起的种种反应和对政府的治理上的困难,也预示着中国旧有的社会、经济体制与秩序必然发生一些变化。
在此,西力的冲击与官吏的反应,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,要求“一切效仿西方法”的情况,也要重新审视。中国的大门被“坚船利炮”攻破,西方工业品大量流入中国,虽然清政府中有许多顽固的守旧分子,但也有一些人清楚地认识到,大势所趋,势不可挡,必须进行变革,适应时代的发展。
比如,李鸿章就曾指出,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后,他说:“除了工厂的税收以外,再加一笔钱,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如钢铁、羽绒、洋布等,都与民生息息相关。洋船运输迅速,赋税只有一半,奸人就可以蒙混过关,所有的商品都免征关税,因为他们的赋税都写在了和约里,所以双方的利益差距很大,百姓也很为难,这就是贵族们的不幸。
丁日昌要建农具,曾国藩和我建议,要开煤矿、铁矿、港口、轮船,都是为了内地的发展,他们不能阻止外国商品的进入,也不能禁止他们不使用。
英国的毛料,每年销往中国时,每年可销银三千万两,铜、铁、铅、锡等商品,可卖出上百万两,与中国的女工相比,也是小巫见大巫。而商品的精髓,则是从海上而来,无法与国内的本土企业相比。吾利日兴,彼利自薄,而更有利之税。
中国几千年来,从未开发过,偶尔也会有工具和技术,但常忧国用不足。这何异于家中有一座金库,不开而愁饿。我看谁先挖,谁就挖谁。一切照搬西方的做法。或由官员筹措资金,或说服远近富商,合立一家公司,从中抽取一两成的利润,再加上养船练兵,这是国家最大的好处。
清政府在清末设立机器采矿所引起的纠纷,并不是孤立的,轮船、钢铁、机器织造、铁路等领域的成立,都是一样的。
综合以上所述,笔者认为,在现代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,由于外部力量的作用,可以从民间层面和政府层面来分析其变迁的原因。
在这一过程中,首先由民间力量带动,再由外部的压力促使政府进行改革,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,现代中国的转型在十九世纪末开始加快。现代西方工业发展模式对中国的经济体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变化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,民众们积极地接受了,清政府被迫做出了改变,而清政府也积极地承认了这种变化,并且积极地接受了这种变化,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,使得中国的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宝璋、朱贵编:《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》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2 年
左宗棠:《左文襄公书》,上海:新文化书社,1934 年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